罗斯福支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原因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宣布加入二战，中美正式成为盟友。

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战争策略是“先欧后亚”，即以纳粹德国为主首要对手，以日本为次要对手。

但要想保证这一策略的实施，美国需要保证日本的大多数部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否则，日本将会拿下澳大利亚和印度，冲向中东，与纳粹德国会师。到时候美国本土恐怕也将遭受到攻击。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罗斯福先后推动了《中美新约》和《排华法案》的通过，前者废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者允许中国人向美国移民。

美国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抗日，也提供了大量的军火物资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援助。

1943年11月，罗斯福力排众议，让蒋介石以“四强首脑”之一的身份参加开罗会议，并通过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保证，在二战结束后，中国将获得其在1894年之后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同时，罗斯福还积极敦促丘吉尔和英国，希望他们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罗斯福的这一系列操作，明显传达了他希望中国能拖住日军的心情。当然，罗斯福也认为二战后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一个亚洲大国，他希望可以通过扶植蒋介石来确保中国成为一个亲美国家。

在罗斯福看来，保证中国

全力抗日

对美国至关重要。他并不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兴起，而希望蒋介石能统筹全国的各种抗日力量联合抗日。

为此，罗斯福多次向蒋介石表示了他对国共团结的关切，他坚决反对国共之间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罗斯福这种的态度对蒋介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蒋介石回国后立即会晤了董必武（驻重庆代表），并表达了希望由延安派代表和他们会谈的愿望。同时，蒋介石也命令胡宗南将他包围陕甘宁边区的4个战斗力最强的步兵师换下。

毫无疑问，罗斯福对共产党的态度是相对包容的。他曾读过埃德加·斯诺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也与斯诺有过多次面谈。他的侍卫官埃文斯·卡尔逊曾亲自在八路军抗日前线考察了3个月，并给罗斯福写了17封信，描述了他在前线的所见所闻。

这些信息让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更宽容的态度。而他的态度为不久后延安与美国的接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美国观察组入驻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在美国的驻外外交官中，有相当一批的年轻外交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失望透顶，他们更看好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这些外交官中有两位在后来延安和美国的接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是谢伟思，一位是戴维斯。

谢伟思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出生于四川，并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所以他的四川话非常流利，他对中国的情况也很熟悉。

戴维斯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也出生于四川，曾在燕京大学读书，进入美国外交界后，他被派往中国工作。

这两个“少壮派”外交官都坚信

“共产党在中国会一直存在，中国的命运亦是他们的，不是蒋介石的”

。所以他们积极主张美国与延安接触，他们指出要是美国一直跟延安对着干，那么政权交替之后美国就会被拒之门外。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美国与延安的接触，来削弱苏联对延安的影响。

在开罗会议前数月，谢伟思在回华盛顿述职时就已经明确建议，美国应重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价值。他希望美国租借物资给共产党，敦促国民党解除对边区的封锁，并派美国观察员到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观察。

开罗会议后，戴维斯将他类似的建议提交给中国站区美国总司令史迪威，并将副本传给罗斯福的助手，希望罗斯福能重视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戴维斯说：“我们应该趁着我们还受欢迎，派一个代表团去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了解情况，搜集对日作战情报。”

当时罗斯福正在筹划一个在中国华北登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该登陆计划的成功需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于是他在不久后给蒋介石发去信函，提出了派观察区去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要求。

蒋介石毫无疑问是不希望美国和自己的对手接触的，他没有答应罗斯福的要求。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蒋介石的部队一溃千里，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此事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不满。

这次对日作战的失败，让罗斯福更加坚信，仅靠蒋介石是无法对抗日本的，要想战胜日本，需要中国的多支抗日力量联合抗日。

不久后，罗斯福派出了他的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华莱士在见蒋介石后，提出美国需要在华北和华中掌握准确的军事情报和气象情况。并且他提出，美国空军在袭击日本后，可能被击落在华北地区，美国需要共产党提供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

华莱士安慰蒋介石，此次派出观察团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与政治无关。史迪威在此期间为了给蒋介石压力，也曾以推迟国军到美受训日期来威胁。

最终，蒋介石同意美国观察组进入延安——这个观察组本来叫“代表团”，但蒋介石认为这个称呼规格太高，所以给它降格为“观察组”。

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名叫“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指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州，源自一首歌颂南方的流行歌曲，在这里比喻陕甘宁边区，反叛的南方人在这首歌里受到了称赞。

毛主席：我们急需美国的武器援助！

对于美国的这种友善举动，毛主席无疑是表示欢迎的。

1944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给

季米特洛夫

（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国际解散后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担任负责人。毛主席曾盛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尊称其为“季老”）的电报中说：

“国民党的战斗力日益减弱，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消极态度表示了不满。

中共的武装力量牵制住全部在华日军的58%，牵制住90%以上的伪军。

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想在反攻阶段利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击日军……

我们也非常希望美国能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极感需要的。”

毫无疑问，争取到美国提供的武器援助，对我们军队的发展和抗日形势的扭转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帮助。在毛主席看来，在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苏联也会同意我们和美国接触。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为了争取到美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44年7月22日观察组乘C-47型运输机抵达延安，我方派出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彭德怀、贺龙和杨尚昆等人到机场迎接。并专门建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

延安为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朱德总司令讲话后，周恩来副主席向观察组成员赠送了土布中山装和军帽。

为了迎接观察团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延安最好窑洞。窑洞窗户上的白纸都是全新的，地面也是由灰砖铺成的。

第二天，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观察组成员（代表美国国务院）谢伟思，并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毛主席认为：“内战意味着长年的破坏和混乱，远东的稳定将因此被推迟。”中国共产党有和美国建立合作的基础，他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上发挥正面作用。

毛主席仿佛强调，中国共产党急需美国的帮助，因为

“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

中国共产党是值得帮助的，因为

“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

。

为了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毛主席建议可以让美国在延安设置领事馆，以保持双方的联系，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周恩来也同意让美国观察组扩大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范围，以便其更好地观察。

这一年，美国观察组向共产党掌握的地区派出了数支观察小队，这些观察小队在南泥湾参观了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表演和内务情况，有的还随军深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考察八路军对日作战情况，一位名叫惠特尔的观察员在观察期间还因遭遇日军突袭而牺牲。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我军高级领导和高级指战员进行了密切地接触的了解，对边区的政策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也有大量细致入微的观察。

最后，

负责军事分析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和

负责政治分析的谢伟思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国共产党

在战时与战后可能是个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气氛比蒋介石治下的国统区更有活力，也比较不腐化。

谢伟思经过多次和主席的接触，他认为

“毛泽东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目光远大”。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看法：

“美国观察员们的一致意见是，中共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良好、服装整齐、饱经锻炼的志愿部队……他们最缺乏的是装备，然而，这些且缺点由于某些组织上的优势而部分得到了补充。”

“这些小部队携带尽可能轻的装备，着眼于独立作战，他们在农村活动，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充分支持。”

对边区的人民来说，转向国民党是更好、更自然的，因为它代表政府。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投入到了共产党，尽管“它越来越被政府当做叛乱者对待”。由此可以判断，

“农民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待遇。”

观察组表示，那种认为共产党强迫人民加入其军队的意见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动员人民的能力是国民党远远无法比及的，“日本军队现在无法征服这些富有战斗性的人民。”

共产党的革命是“温和且民主的”，它的纲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各阶级都公平合理”。他们建立自治政府“使所有的阶级，特别是地主和商人，积极参与和支持政府。”

它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廉洁的政府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使他们获得自尊自立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老百姓第一次树立了某些应为之战斗的目标。”

“由于有了这样广大的民众基础，共产党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共产党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的反悔让合作破碎

经过很多次的接触，美国观察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就能如毛主席所愿的那样获得美国的援助了。然而在这个时候，美国高层开始逐渐转变自己的方向。

首先是史迪威被召回。这位曾力主把美国的租借物资分一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长期与蒋介石不和，他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好感的态度是他与蒋介石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后，当时主张与延安积极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被迫辞职，接任的新大使是赫尔利。赫尔利由于担心被踢开，他选择站到蒋介石的一边，将外交部年轻一派的官员们的意见全盘否定，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去工作。

1944年12月，观察组成员希契在回国前秘密与毛主席进行了一次商谈，毛主席再次向他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共产党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将会加强对日军行动的力度，攻击被日军的交通战略要地。

毛主席还交给希契一份由朱德总司令签名的信件，在信中毛主席表示，如果美军日后在山东半岛登陆，参加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愿意配合，八路军可以在沿海占据一个25英里长的地带，并坚守24小时。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之前美方提出的“莫克莱尔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在结束对德战争后，将派一支伞兵部队在华北登陆，参加对日作战。

然而，就在毛主席发出信件前后，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登陆计划。

希契回到华盛顿后，他带来的密信并没有得到关注，也没有受到欢迎。相反，希契被调到菲律宾工作去了。

密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毛主席并没有就此放弃争取美国的援助。45年1月，毛主席让周恩来向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转达自己想去华盛顿直接会见罗斯福的意愿。

周总理深知赫尔利的立场，曾建议克罗姆利绕开赫尔利，直接把这个消息告诉罗斯福，但遗憾的是，这件事还是被赫尔利发现了。

不久后，倾向于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态度恶劣的耶顿。而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发表了针对共产党的姿态强硬的声明。

这一系列的转变让毛主席感到失望和愤怒，他深知美国已经铁了心要站到蒋介石那一边了。

结语：

晚年的谢伟思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曾多次表示过遗憾，他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美国抓住这次与中国共产党发展良好关系的机会，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甚至是可以被避免的。

他在回忆录中把矛头直指赫尔利，认为当时华盛顿对蒋介石只是“有条件地支持”，但赫尔利却没有执行这一策略，他错失了与中共发展良好关系的机会，他应该为美国在中国日后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谢伟思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从他和他的同僚回美国后的经历看出答案：50年代，谢伟思和戴维斯等人先后遭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诬告，他们被指责泄露情报，是“使美国失去中国的帮凶”，一度被革职查办。

这些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的经历，被作家伊·卡恩收录于其著作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中。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赫尔利并不孤单，美国政府改变策略有深厚的国内土壤。换言之，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其实一直都是有限的，犹豫的。

与其说这是一次“失去的机会”，不如说这是一次“被加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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